2021年8月8日 第一财经 企鹅号
“每吃一次药憎恨会增加一点。”
查出HIV病毒二十年后，韩阳仍觉得意难平，“为什么我感染了？”
2002年的一次献血令他感染上了病毒，此后主要靠国家免费的药物或者价格低廉的仿制药物抵抗病毒对身体的侵袭。
这是艾滋病患者个体的隐秘挣扎，他们不敢将病情告诉同事，甚至难以向家人开口；这同样是公共卫生体系与这一顽固传染病的持久战争，中国有110万类似韩阳的艾滋病患者。
患者如果能在感染病毒的早期就接受治疗，对于提高生存质量和阻断艾滋病传播的效果立竿见影，但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的疾控专家均表示：早发现，很难。
隐秘的病人
越来越多的老年人被发现感染了艾滋病。
2020年中国新确诊的60岁以上男性HIV病毒感染者23976人，而当年的新发现艾滋病人及感染者共计131671人，老年艾滋病患者的占比达到了18%。
卢洪洲教授告诉第一财经记者上述这组数据，他任职的上海公共卫生临床中心是上海收治艾滋病患者的定点医院。
“这些老人得了艾滋病自己不知道，到医院检查出非常晚期的肺炎、淋巴瘤、脑膜炎、败血症，结果发现还患有艾滋病。”据卢洪洲介绍，七成以上感染艾滋病病毒的老人并非在专项检查中发现，而是在医疗机构检查其他病症时确诊的。
老年人感染艾滋病的情况，揭示了中国文化中隐秘的角落。
如果说青年一代已经接受了更好的性教育，性也不再是讳莫如深的话题，那么老年人的性需求仍然难以被理解和接受，但它又是切实的存在。
“现在50岁其实还属于年富力强。生活水平也都提高了，性的需求也都还有。”济南市市中区疾控中心艾防科科长李辉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这是一条艾滋病传播的隐秘链条，且呈现明显的区域特征。“四川、广西这些地方，老年人群感染率要高很多”。
在其他城市，艾滋病的传播则呈现另外的特征。比如李辉所在的济南，艾滋病病患中男男性行为更突出，“当地还是以男男同性性行为的感染为最主要的途径。”
1981年，美国发现了全球第一例艾滋病患者，此后这种传染疾病在全球其他地方传播。血液、性和母婴是艾滋病病毒的三条传播途径。
韩阳告诉第一财经记者，他是在2002年7月的一次献血过程中感染了艾滋病病毒。血液传播，是中国早期艾滋病病人感染的主要途径。比如一度沸沸扬扬的河南艾滋病村村民的感染，主要是因为不规范的采血、卖血行为。随着国家治理，不卫生的采血、输血行为得到了遏制，艾滋病的血液传播路径已经基本被掐灭。如今，通过血液传播艾滋病的比例已经非常低，它与吸毒等行为导致的感染比例不到5%，而不安全性行为所占比例已经上升到了95%。艾滋病感染风险较大的不安全性行为包括没有保护的男性同性性行为、非固定性伴侣性行为、有偿性行为等。
同性恋在中国仍未得到社会的广泛接纳，绝大多数的同性恋者处于“地下”状态，而男男性行为感染艾滋病的比例相较其他人员更高。中国疾控中心官方网站援引国家监测数据表示，“男性同性性行为者每100人中约有8人感染艾滋病病毒。”
据韩阳对周围病友的观察，很多患者并不会告知家人，“只是自己知道的情况是比较多的。”绝大多数的艾滋病患者处于隐匿状态，这实际是一个庞大的人群。根据UNAIDS的数据， 至2020年，我国知晓自己感染情况的HIV患者约110万。
爱滋病的防治，对于中国、对于全球范围内的国家都是巨大的挑战。2019年全球范围内有69万人死于艾滋病相关疾病。在中国，据卢洪洲教授提供的数据，2020年艾滋病死亡人数为5.1万。如果能够做到早发现，这一数字本可以更低的。
“一个感染者，早期发现进行抗病毒治疗，他没有传染性，他的寿命跟正常人也是相差无几。”卢洪洲对记者表示，“既然治疗效果这么好，为什么还会（这么多）死亡呢？因为38.8%都是到非常晚期才发现。”
安全套的使用率“上不去了”
“我们（国家）现在采取的措施是只要发现就治疗，中国患者治疗的成功率比全球平均水平要高很多。现在我们非常大的不足就是感染了以后没有及时发现，到了非常晚期了才发现。这意味着他诊断为艾滋病时候已经感染了三五年，甚至更长时间，而在过去的三五年甚至更长时间里他作为传染源又传染了很多人。”卢洪洲教授对记者表示，“目前中国面临的最大挑战，是要发现所有的感染者。”
地方疾控中心是艾滋病知识普及和检测的前沿阵地。从李辉的观察来看，在艾滋病重点人群里，男男同性性行为人群的艾滋病自我检测工作更容易推进。
“现在男男同性人群，尤其是年龄段比较小的，比如20岁到40岁之间，他们获得信息的渠道比较多。我们的志愿组织和志愿者能够深入到20~45岁之间的男男同性性行为人群。”李辉告诉记者，“他们很多人已经有了自己定期做检测的意识，也能够看到成效。”
艾滋病检测在性工作者人群中的推进则不像男同性恋群体那么顺利。
性工作者散布和隐匿到了网络里。当面对面的寒暄交流，变成了网络字符的时候，疾控中心的人员和性工作者之间的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