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二号徐敏是个北京女孩，28岁，有车有房，在广播电台做主播，怎么看都是“钻石级”的婚恋资本，可依然是“溃不成军”。
她的致命弱点在于自己是个“妈宝女”。
强势的妈妈一面催女儿尽快找对象结婚，一面又提出各种严苛的标准：不是北京人不行，农村户口不行，工作不稳定不行……
徐敏觉得可以相处试试的男生，要么因为不达标被妈妈一句话pass，要么被认为对方是“另有所图”，所以婚姻大事也就一直悬而未果。
女三号电影学院助理教授盖琪，已经36岁，出自书香门第，是三个女生中最先“缴械投降”的一个。
她用一年时间选择了比自己小好几岁、来自农村的男友，闪婚远嫁，并很快生下孩子。即使父母觉得门户不对等，婆婆表示要向亲朋好友隐瞒儿媳的年龄，但终究是等来了世人眼中该有的结局。
·盖琪结婚的当天，眼神中似乎没有多少兴奋。
可镜头一转，在课堂上跟同学们描述自己对婚姻的看法时，盖琪又说出了颇有深意的话：“结婚前我的生活很有趣，结婚后变得没趣了， 只能说感觉比以前幸福了。”
三个迥然不同的女性故事，相互交织，让我们看到“剩女”们在面对“穷途”时的挣扎与无奈。
羁绊
费孝通在《生育制度》中曾写到，“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地方把婚姻完全视为当事人之间个人的事情，而别人不加过问。”所以，即使在现代社会“婚恋自由”的底色下，家庭因素仍然是婚姻中不可逾越的羁绊。
影片中，每个想要活出自我的女性，背后都有一个无法摆脱的家庭“枷锁”。
囿于个人追求和家庭观念，邱华梅无疑是最为纠结的那个。她一边说着不想结婚，一边又频繁去相亲；一边表示不想生孩子，一边又去打听冷冻卵子的技术。
因为激烈的家庭“批判会”背后，也有足以成为她软肋的“温柔的胁迫”。
邱华梅的妈妈是位朴实的农家妇女，农村结婚流行女方准备被子做嫁妆，妈妈从几年前就开始攒棉花。眼见积攒的棉花越摞越高，堆在墙角就像一座山，始终压在邱华梅的心上。
邱华梅的爸爸从小支持她的学业，不仅是想让她出人头地，对于男权意识浓厚的农村来说，他更是心里憋着一口气，家里没有儿子，“我哪怕生的都是女儿，都比别人家的儿子强。”
这或许也成为邱华梅对于女权意识更看重的原因之一。她期待遇见尊重女性、平分家务的恋爱对象，可总是事与愿违，此前交往过的男友最终一拍两散就是因为在家务问题上难达成一致。
而在徐敏的家庭关系中，母亲对她的控制和干预成为最大的枷锁。
她甚至不得不去寻求心理医生的帮助。在医生面前，她开始回忆小时候因为不听话，被妈妈丢在马路边的往事。成年后，在找对象的事情上因为与妈妈有分歧，妈妈直接摔车门而去……这些都成为她凡事先妥协的原因。
最终徐敏泪流满面地承认，在自己的婚姻选择中，母亲的喜好占到80%—90%的决定作用，至于她自己的意愿则是不被尊重的。
也许是与心理医生沟通后，徐敏有了想改变这种关系的想法。
片尾母女敞开心扉，徐敏才了解到，当初妈妈也是因为姥姥做主，就嫁给了刚认识三个月的爸爸。当徐敏小心翼翼地指出，她没有结婚是因为妈妈的干预，她和爸爸都很害怕她等等问题时，又因为表述不当，引起了妈妈的强烈不满，还用“给你买车买房，供你上学，最终落得一无是处”这样的话来亲情绑架她。一段推心置腹的交流最终又以妈妈摔门而出终止。
而盖琪最后“成功”结婚，与其说是“遇到合适的人”，不如说被母亲那句“还是得走常人走过的路”所框定，这条“路”上背负的东西很多，包括因为父亲病逝家里的债务问题，以及母亲的心理担忧和老年赡养问题。
·盖琪婚后过起了相夫教子的生活。
三个女生最终对于婚姻的喜好和意志，都被无形的家庭“枷锁”所裹挟。
反抗
被嘲讽的邱华梅，被控制的徐敏，最终妥协的盖琪……三个颇具代表性的“剩女”状态让很多女生看到压抑，只因这其中了承载了太多人的影子。
“剩女”一词最早来源于2006年《时尚Cosmo》杂志的一期封面。一年后，这一词条就被收入教育部发布的《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的汉语新词之列，并定义为：高学历、高收入、27岁以上仍然在婚姻上得不到理想归宿的女性。
被“剩女”头衔绑架的女性不计其数。甚至耀眼如演员俞飞鸿，也会在镜头前被公然挑衅：“你觉得老一个人待着，精神正常吗？”
近些年，随着越来越多的女性实现了经济独立，中国女性意识逐渐崛起，女性思潮进入迅速发展阶段。
她们开始提出越来越多的反问：为什么男人三十多岁没结婚可以称为“钻石王老五”，女人却成了“剩女”？为什么一个人可以过得更好，偏要依附于男人获得幸福？为什么父母明明过得不幸福却要一味容忍被婚姻所困？
面对不怀善意的提问，俞飞鸿非常自然地反击：为什么从你们的聊天中感觉，结婚
